“五周杀人冤案”:再不能拿公民清白当维稳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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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杀人冤案”:再不能拿公民清白当维稳道具

添加时间2018/05/06

文 | 徐明轩

案发21年后,安徽涡阳“五周”案重回公正审判的原点。4月11日,安徽高院再审宣判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5名原审被告人无罪。

(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五人展示无罪判决书)

和之前很多冤案不同的是,这起冤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却因为受害者父亲在法院的喝毒药自杀,判决发生了180度改变:五个村民在监狱里呆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

1996年8月,涡阳县大周庄,村民周继鼎一家5口深夜被砍,其女当场死亡。周继坤等5人被认定为此案的凶手。但是,警方侦查存在严重的粗疏:死亡鉴定书中没有推断死亡时间,现场的血迹及遗留物没进行化验。最后,警方从5人家里搜走切菜刀、铁锤等作为“杀人凶器”。此案在无直接证据时,即移送起诉。

同时,此案的两名控方证人,控诉遭到警方刑讯;而五名被告人虽做出有罪口供,但均翻供指责警方刑讯逼供,并曾当庭展示身上的累累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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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无其他证据不能定罪”,哪怕是1997年《刑法》明确“无罪推定”之前,这样完全没有直接证据的案子,也是无法定罪的。

事实上,1998年10月,阜阳市中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此案时,“所有委员众口一词,这个案件应该无罪”。委员们都在宣判无罪的决定上签了字,甚至列席的市检察院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受害者家属得知此消息后,在法院服农药自杀,之后阜阳市中院180度地改变了原先决定:判处两人死刑、一人无期、两人15年有期徒刑。安徽省高院的发回重审,也只是让阜阳市中院将判决“降低一格”处理。

一桩涉及5个人的冤案,遂在当年的维稳压力之下酿成。一瓶农药代替了警方的侦查、严密的证据链以及“无罪推定”,没有任何对于案件真相的推动,却以一人之死直接将五人送进监狱。

法律是法庭里的国王,关乎人命的刑事判决,只能以法律为标准,不能把被害人家属的情绪,作为审判依据。法院不能拿公民的清白乃至生命,做“维稳”的交易。明明一审时已经认定,被告人无罪,却因为被害人家属的意外自杀而改判。

不应苛责死者家属的过激,但是要追问警方办案的失职:死亡时间不确定,物证没有提取,血液不检测,直接推出5个人当“凶手”,搞霸王硬上弓,倒逼市政法委、检察院、法院硬着头皮把这碗夹生饭吃下去。

也正是司法程序的不严谨,导致司法公信不彰,才引发了各种“法外的较量”:上访、闹访乃至以死相逼,以非法的手段裹挟司法机关的判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各方都是“信访不信法”,把事情搞大,就会有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法律被弃若蔽履。

司法判决,或轻或重,或者长期“罪疑从挂”成为维稳的道具。如此处理的案件还有很多,比如“李怀亮杀人案”。李怀亮于2001年被逮捕,经历了三级法院七次审理、三次判决,但都因为“证据不足”,一直未做出终审判决,李怀亮被关押了近12年。又因为李长久未被判决,被害人家属不断上访,河南平顶山中院为了“息访”,居然于2004年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协议:“承诺”判李怀亮死刑,而对方则不再上访。直到2013年,法院才顶着压力做了无罪判决。

所以,针对这一时弊,最高法专门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被害人家属的法治意识的确要提高,舆论监督的边界不容逾越,但关键是法官有所担当,在舆论、被害人以及长官的各种压力之下,靠一以贯之的坚守法律赢得司法公信。如果因为一方当事人自杀,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决另一方有罪,那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时隔21年才得以平反的“五周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法律和真相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作为交换的筹码,成为维稳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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