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导师有话说:害群之马是少数不敢不让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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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导师有话说:害群之马是少数不敢不让学生毕业

添加时间2018/04/28

编者按:最近的舆论场中,“象牙塔”成为“是非地”。有高校导师被控“逼”死学生,有高校老师被举报20年前性侵女学生……在很多人眼里,大学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畸形状态,一些心怀不轨的导师,拥有更多侵犯压榨学生的机会。高校导师群体对于当下师生关系持怎样的观点,对于改善师生关系又有怎样的建议?搜狐号“三條”特约四位高校导师发表他们的看法。

导师问题在于既当“老板”又当“家长”

储殷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最近看到网上不少人很愤怒,有一种要“声讨”导师的气势,似乎天下乌鸦一般黑,更有甚者,把大学里硕导、博导说成可以对学生生杀予夺的“土皇帝”。笔者认为,这对研究生导师有些妖魔化了。

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导师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招生、制定培养计划、指导研究生开题、负责送审论文质量把关、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组成建议等环节。这一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大学,都是一样的。

直言不讳地说,我国的导师权力,在纸面上来看,是很小的。比如,所谓的“研究生招生”权,研究生是实行统考制的,换言之,导师只能在通过了笔试的人中间选。

又比如,论文质量把关,实践中几乎没有导师敢让学生论文不通过,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学生以命威胁,一哭二闹三上吊,导师无奈签字让学生毕业的事,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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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绝大部分导师和学生,就和封建时代的男女洞房才见面一样,是在课题组组会上才互相认识。换言之,这就是一个随机博弈的过程,学生顽劣导师惹不起,导师跋扈学生受不了,很难说哪种现象更为普遍。而且,老师为难学生基本上是显性可见的,而学生为难老师则大多隐形难见——舆论先天地认为师生关系中学生是“弱者”。

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学生把“老师”叫做“老板”很有诟病。在我看来,如果真能成为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了。老板和员工,就是一种契约关系,一种边界很清楚、内涵很明确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这正是欧美大学师生关系的写照。但是欧美学生更换导师的简易程度远不是我国可以相比的,在我国,导师连一年招收几个学生都做不了主,怎么去接收中间杀出来的程咬金呢?

同时,由于上千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作祟,我国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暴露出一种父权关系,导师要负责学生的一切,学生旅游出意外导师都有连带责任,因此很多导师也生出一种不健康的认知,觉得学生应该完全听命于自己。这种父权关系,往往还和学术圈的门户之见夹杂在一起,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大学导师将学生逐出师门的事,就是一例。

我国师生关系的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变成了老板,而就在于,师生关系同时夹杂了老板和员工、家长和孩子两种关系,既有契约制、又有家长制,这就造成了温情、利益、权力交织在一起,师生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相处规则,全由老师和学生的个体特征来决定,弹性空间太大,就成了丛林法则。

因此,真正改善师生关系,就要明确师生关系的边界和内涵,比如出台条例明确规定导师和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出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有这样才能同时解放导师和学生,并提高学术研究整体水平。

大学老师滥用“权力”不是普遍现象

作者为北京某高校新传学院博导

如果由最近几个案例推导出今天大学师生关系的总体状况,其实是以偏概全,也容易造成对于“大学教师”的集体污名化,令人担忧。

在日常运作中,老师/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总体上是非强制性的。当然,总有一些道德低下的老师将一点点的所谓“权力”(或者说工作之便)发挥到淋漓尽致,但这不是制度赋予老师的普遍权力,这种“发挥”也应该不是行业的普遍现象。

这两天,朋友圈不少老师出来发言,提到但凡有起码自我要求的老师,都不至如此。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假定大学老师的普遍道德水准低于社会平均水准。

健康的师生关系,其实跟任何普遍的人类关系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如果更理想的话,当然是能够“教学相长”。

师生关系的尺度,需要在具体案例中具体分析。比如有人批评现在很多导师和学生在论文中共同署名,如果导师完全不参与论文写作过程,署名显然不合适。但实际上,做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不少学生所撰写的论文,可能难以达到发表水平,老师在各个环节都参与了实际工作,署名当然可以理解。

另外,有些刊物不喜欢刊登研究生单独署名的论文,需要老师署名,这当然很不好,却是行业状况。我想说的是,在这方面,师生关系的尺度也很微妙,受个人道德、培养学生的学术逻辑、期刊行业的状况等多个因素影响。简单从外面来理解,容易渲染成为“对抗关系”。

具体就沈阳事件而言,我觉得北大、南大、上海师大的回应和表态都很及时。这种想承担责任的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前两天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郦菁老师撰文提到另一种担忧:如果学校/学院由于舆论压力草率做出决定,而不是基于细致、公开的调查取证过程,可能也是“撇清关系、推脱责任的行为”。正是因此,郦菁老师强调,高校应该建立性骚扰的防范机制,从案例解决走向制度化的建设。对此我很赞同。

(4月初,北大95级毕业生实名举报沈阳教授性侵高岩,导致高岩自杀。图为大学时代的高岩)

“学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说法不合适

作者为某高校信息与电子学院硕导

高校导师当然拥有一定的“权力”,这是高校体制所决定的。

学校不同于政府或者其他的事业单位,现代高校实行的是“教授治学”,高校的建设无非就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在高校里机关职能部门是不可能代替教授尤其是学科责任教授行使以上工作职能的,因此高校就有了教代会、学部、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这些部门。在国外也是一样:高校职工分为staff和faculty,作为staff的职员主要是服务角色,作为faculty的教授权力很大。

最近舆论关注的两位导师的问题,不在于权力大小,而是他们个人的因素居多,所以这类问题其实是极少数。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大家都认可的处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因为学校本身也没有判断这些事情的标准和能力,比如说师生恋,绝大多数老师肯定都会避免和学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师生真的就是互相喜欢了咋办?学校依据什么去处理这种事情呢?

目前来看,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需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还是要靠高校教师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第二就是改革现有的学术能力评价体系。这个其实已经在改了,不只看论文,关键看学术贡献,这个贡献可以是其他同行的正面评价,可以是重要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等。

关于师生关系中的利益,比如论文署名,这在国内确实是一个问题,由于导师的种种考核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署名排序问题。这就导致了一些“导师第一作、学生跟后面”的现象。这个是国内特有的学术现象,国外不存在这个情况,因为没有那么多教师考核的条条框框,导师经常是最后一位作者。但是大家看到这篇论文,也都知道导师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再比如,“学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是太合适,只要不是让学生做低水平重复的工作,我认为从对学生培养都是合理的。学生在学习阶段是以学习为主,发给学生的助研费是一种生活补贴,不是按照投入研究工作的精力和时间计算的。

就我所知,学生的助研费也就每个月一两千块。如果这算“廉价劳动力”,高校里大概七八成的同学或多或少会在导师手底下做“廉价劳动力”。我也是“廉价”了好多年熬出来的。而且,国家对于科研经费有严格的管理办法,人力成本省下来的钱并不会到导师的兜里。

最后,从学生角度来说,如果确实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情,应该尽早到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投诉。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任何一位学生的投诉邮件,都会传达到各学院相关负责人那里,必须有处理结果。不管处理结果如何,导师会有调整的,但是我不能说应不应该做这样的调整。同时,作为导师,明显感觉得到最近几年的学生心理素质不够好。因此在学生入学复试阶段,会增加一项心理测试,提早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

(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陶崇园因长期受导师压迫跳楼自杀 图为陶崇园和母亲、姐姐在一起)

导师对学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票否决权”

作者为某高校新传学院博导

现在网上不少人说大学导师对于学生有“一票否决权”,在我看来,导师对于学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票否决权”。

导师拥有的是对学生毕业质量的把控权。以毕业论文为例,学生通常都认为自己的论文很好了,但其实从学术的标准来看,其论文质量可能还有很大问题。这个时候,导师如果不同意他参加答辩,学生很容易就会认为是导师在故意刁难他。这样的新闻如果出来,公众可能都会站在学生这一方,因为他们认为学生是弱势群体,而导师是强势群体。

这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学生如果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要写出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就非常的难;而如果学生写不出合格的论文,导师就不会让他参加答辩,而一旦不让他参加答辩,学生又会觉得这是导师在故意刁难他;如果诉诸舆论,舆论又会指责导师。

从我做导师这么多年来看,真正优秀的毕业论文少之又少。不说优秀,其实真正合格的毕业论文都少之又少。这也是现在硕士、博士学术能力、学术成果被诟病的一个原因。回过来讲,现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舆论高压,也让导师很难去指导学生做出优秀的论文出来。

对于少数真正有问题的导师,当然应该处理,媒体曝光也可以,但是对于整个导师群体不能妖魔化,要看到绝大多数的导师是认真负责的。

如果说要从最近几起事件里面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都要通过舆论来施压去解决问题,只能说明我们高校的自净化机制还有待完善。

高校自净化需要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则。现在有一些评论动不动就拿美国的那一套规则,来做师生关系的对比和参考。那我们中国有没有一套自己适合中国国情的师生关系的规范?是不是美国大学的那些规则都适合在中国的高校推广?况且美国各高校自己的规则都不一样。

网上流传了一个“师生相处准则”,里面提到“学生不应该知道老师的楼栋号、门牌号”。不知道这样的规则,是不是又会形成一种新的冷漠的师生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教育部或者每个学校应该出台一个具体的行为规范,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要有一个可供操作性的红线。不能笼统地说,我们应该教书育人,不应该发生不良的师生关系,这样大而化之的规章是没有什么操作性的。

比如,网上流传的“师生相处准则”里“不准学生乘坐老师的私家车”,这是一个可操作性的规则,无论它是否合理,至少它是可操作的。如果坐了导师的车,这表明你违反了师生关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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